相信很多人有過這樣的體驗：在一些公共場所，“熊孩子”拿著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設備打游戲或看視頻，音量很大，家長卻視若無睹。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在我國，兒童使用新媒體出現了低齡化、娛樂化的傾向。

一方面，手機、平板電腦等可以聯網的新媒體設備伴隨著新一代兒童成長，一度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媒體強大的教育功能與人際溝通用途，也使其成為學習和交流的利器。

作為一個00后孩子的母親，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陳青文面臨同樣的困擾：兒童以怎樣的方式和頻率使用新媒體才是最恰當的?家長又應該怎樣指導孩子合理使用新媒體?

帶著這些問題，陳青文與團隊在上海隨機訪談30個3～10歲兒童的家庭，了解兒童的新媒體使用情況、家長對兒童使用新媒體的態度與介入情況，以及兒童對家長介入的看法;并在此基礎上，給出了建議，研究結果發表在2019年8月的核心期刊《新聞記者》上。

同濟大學副教授陳青文指出，父母在引導兒童上網時應均衡強調網絡的機遇與風險。受訪者供圖

從“電視兒童”到“新媒體兒童”

作為70后，陳青文坦言自己就是“看電視長大的”，15年前在復旦大學讀研時，研究的也是當時國內剛剛興起的兒童頻道。她說，從“電視兒童”到“新媒體兒童”，其轉變速度甚至快于一代人成長的速度。而這種轉變給家長帶來一種困擾：難以參照自身經驗指導孩子合理使用新媒體。

或許有人會問，更上一輩人的年代也沒有電視，他們如何教養下一代?

“因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具有很強的互動性、參與性以及創造性，但是沒有經過學習與引導，兒童很可能只是把新媒體當作電視或游戲機。”陳青文解釋，同時，新媒體無處不在、內容上又無所不包，這與傳統的電視等媒體很不一樣，家里可以不放電視，但不能沒有網絡沒有手機。在現代都市，“便攜式”與“永久在線”已成為人們使用新媒體的共通點。

陳青文覺得，從家長提供給孩子新媒體設備的那一刻開始，“新媒體兒童”就誕生了。

在30個被訪談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擁有自己的新媒體設備，另外的三分之二與父母共用，其中許多父母會將自己淘汰不用的新媒體設備留給孩子使用。在用途上，多數兒童用來玩游戲，其次是看視頻，第三才是學校指定的作業。

據統計，一半以上的孩子使用時間較長，尤其在周末，幾乎都超過一天兩個小時。在趨勢上，幼兒園組已有不少孩子長時間使用新媒體，隨著年齡增長使用時間有加長傾向。此外，比起小學組，幼兒園組擁有自己的新媒體設備的比例更高，這說明新媒體使用呈現低齡化。

今年3月，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共同發布的《2018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69億，未成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93.7%，明顯高于同期全國人口的互聯網普及率(57.7%)。報告稱，這是近年來我國互聯網覆蓋范圍擴大、移動流量資費下降的直接表現，也與未成年人對互聯網的興趣濃、學習能力強、應用需求大密切相關。

別讓機器取代家長陪伴

研究團隊在訪談中發現，孩子們使用新媒體多是由于缺乏陪伴，特別是學齡前的孩子。由于父母忙碌且沒有小伙伴一起玩，孩子只好轉向手機與平板電腦;而隨著年齡的增加，越來越多孩子選擇新媒體。

有些父母甚至主動選擇用新媒體代替自己來陪伴孩子。在餐廳等公共場所常看到幼兒一邊吃飯一邊看視頻，也許只為讓父母能夠“好好吃一頓飯”。“她用這個比較乖，也不去吵，只要她不吵就行。”一位媽媽說。

訪談還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相對于找朋友玩，越來越多孩子更愿意選擇新媒體;且孩子年齡越大，對自己的新媒體使用時間似乎越不滿足。小學組的受訪者多數覺得自己的使用時間不足，一名女孩覺得一天兩個小時也不夠。

“當父母用新媒體代替自己陪伴孩子時，實際付出的代價很可能是巨大的。”陳青文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更有可能依賴新媒體，這時即使父母想要陪伴他們，他們也可能持續沉浸在與機器的交流之中難以自拔。當機器取代人類陪伴兒童之后，即使人回來了，兒童與機器的關系已經牢不可破了。”

陳青文結合專家意見與個人經驗，給家長們提供了一些建議。“如果你想要管控未成年子女使用新媒體，盡量不要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設備，只借給他用，也就是說給孩子使用權，而家長保有管控權，至于管控與隱私之間的拿捏，就需要智慧了”。

她還表示，雖然目前的學術研究對何時開始管控孩子使用新媒體沒有定論，但她覺得，下定決心要管控孩子的父母要盡早采取行動。“很早就讓他知道家長要管，會比突然要管好得多”。

根據陳青文團隊的訪談數據制作的圖表。受訪者供圖

為什么別人家孩子可以玩電腦，而我不行？

在這場“設備爭奪戰”中，“孩子哭家長吼”是常見的場景。研究團隊發現，多數孩子的招數是哭鬧和“賴”，能玩多久就玩多久，直到家長把設備收走。

有意思的是，在“家長對孩子使用新媒體是否擔憂”這個問題上，家長的態度呈現兩極化：有17位表示擔憂，13位表示不擔憂，要么非常支持，要么非常反對。

訪談中，有的家長認為“這是趨勢”“這個東西早晚要接受”，因而完全不擔憂。一位媽媽表示：“誰家都有，反正就是不能落后嘛;她不懂的話就感覺是跟在人家后面，跟不上一樣。”

而持相反意見的家長態度也很明確，他們的擔憂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怕孩子沉迷;二是擔心對視力的危害;三是擔心暴力等不當內容造成負面影響。

陳青文認為，這樣“兩個極端”的態度使得家長管教孩子的工作陷入困境。“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這是小孩的常問句。例如孩子會說，同學回家都可以用電腦為什么我不行?”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家庭教育風格的變化。“‘權威教養’已經不容易行得通，過去父母可以回答不行就是不行，但現在很可能換來一頓哭鬧并持續要求，畢竟小孩的精力比我們好太多了”。

研究團隊還發現，和電視時代一樣，家長介入子女使用新媒體的方式以“限制”為主，且時間限制多于內容限制。

訪談中的多數家長僅知道孩子在玩游戲或看視頻，卻不知道孩子具體玩什么游戲或看什么視頻。有學術研究認為，限制型的指導策略不但不能有效協助解決兒童上網可能遇見的問題，還容易造成親子關系的質量下降或是沖突頻生。

對于孩子的不受管教，無論是哭鬧、發脾氣或是耍賴，受訪的家長表示：“讓她哭”“不理她”或是“吼他”，也有家長會耐心講道理，但孩子不聽還是會進入吼罵的輪回。

一名9歲男孩的媽媽說，通常會先講道理，不聽就罵他，罵了沒用只好加大音量吼他，再不行就只好處罰了，例如幾天不準使用新媒體或者增加作業數量。多數家長對于孩子的吵鬧都能做到堅持不給他們繼續使用，但是孩子的哭鬧或發脾氣等反應還是會持續。

學術研究證明父母的正面介入更有效

“我們只是在上海做了小范圍的訪談。”陳青文表示，“要想給出科學的建議，還需要在全國不同城市、農村做廣泛、長期調查研究。”

但在此之前，一些國家比我國更早遭遇這些問題，他們的學術研究或許可以提供參考。

陳青文介紹，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盛行家長介入子女媒介使用的研究;1990年后，美國政府在家庭政策中強調父母角色，相關研究更加受到關注。研究指出，父母一直以來主要采取的兩種介入方式主要是“制定規則”和“限制”;而父母的實際行為可分為親子討論等傾向正面的介入方式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等傾向負向的介入方式，還有父母采取親子間共同收視的模式。

在另一篇2007年英國學者關于未成年人使用新媒體的論文中，作者將父母對孩子使用新媒體的介入策略分成四類。除了共同使用與限制使用，父母還會采用“科技限制”，即利用科技軟件或設定限制子女，使其無法使用未經同意的數字媒體內容;以及用不同方式監看子女使用網站、信件、游戲等。他們的結論是：當父母采取積極主動如共用或討論的方法介入子女使用新媒體時，可以有效降低子女在新媒體使用上的負面影響。

國內關于媒介的研究同樣認為，家長的介入可以帶來積極效果。

例如，在心理方面，父母和家庭正確的干預能減輕青少年心理焦慮、幫助建立自信自尊并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學業與降低風險方面，父母對媒介使用的積極干預能提升青少年的學習效果、減少媒介中暴力內容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影響兒童性別角色態度的形成、減少兒童對媒介內容的恐懼反應，并降低兒童可能遭遇的某些網絡風險。

同時，父母的想法和介入的動機與方法極為重要。

國外研究發現，當家長越希望互聯網對孩子產生積極作用，并認為互聯網會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時，他們就會越多地介入孩子的新媒體使用。國內研究也指出，上網時間越受父母嚴格限制，青少年使用互聯網便越傾向于娛樂性動機。

“重點或許根本不是兒童該不該使用新媒體或如何使用新媒體，而是家長在哪里，孩子的心思又在哪里。不同領域的研究都指出現代社會比以前更忙碌，父母如何創造一個愉快的親子環境將是越來越重要的議題，親子間有品質的陪伴是形塑好父母的必要條件之一。”陳青文的訪談報告這樣寫道。

用心和孩子溝通

孩子對父母的管制是怎么看的呢?訪談結果顯示，整體上有一半的孩子認為父母管得合理;同時，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對父母的介入管制認同的比例有所提高。而“規則共同制定”與“說話算話”成為兒童衡量父母管教是否合理的共通標準。

以訪談報告中9名幼兒園組的孩子為例，4歲的敏敏(以下未成年人皆為化名)覺得父母管得多;5歲的婷婷覺得父母管得不多，因為他們是講道理的;5歲的珠珠說她怕爸爸，因為爸爸生氣的時候很兇，會說“我跟你講!我跟你講!再怎么怎么就給你踹到樓下去”;同樣都是6歲的琪琪、娃娃和玲玲則是怕媽媽，覺得媽媽太兇了。

小學組21名孩子當中，13名孩子覺得父母的管制是合理的，5名孩子感到不合理，還有3名孩子回答不確定。三年級的小涵告訴訪談人員，她覺得父母的管制有時合理有時不合理，不合理的原因在于約定好的時間還沒到，就強行把手機拿走。“我媽媽有幾次都說好給我玩的，玩10分鐘，沒想到差不多到兩分鐘的時候她就說10分鐘到了，我不心甘情愿，媽媽就拖我走了，她說現在是晚上了，不能再玩了”。

訪談報告建議，從社會的大環境層面來看，有兩件事為當務之急：一是要在兒童成長的不同階段提供適時的新媒體素養相關教育課程;二是提升家長對新媒體與新技術的掌握能力。

“并不是所有家長都有時間精力去參與或自主學習，我認為可以從學校教育著手，印發一些原則與建議讓孩子帶回去給父母。”陳青文解釋說。

而家長除了要提升對新媒體、新技術的認識，還應該重視親子間的溝通，用引導參與的方式陪伴孩子使用新媒體。尤其是在制定規則的方法上，家長需要經常跟孩子聊聊。“其實幼兒園的小孩有很清楚的概念，這個好不好，應該用多久。如果是孩子自己定的規則，或者家長跟他商量同意的，孩子會比較愿意遵守”。

陳青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經常會與國外學者討論這些問題：什么時候要給孩子新媒體設備、一天的屏幕時間應該多長、什么時候讓小孩擁有自己的社交媒介賬號等。“雖然有一些機構會給出建議標準，例如一天屏幕時間不超過1個小時或兩個小時，一般社交軟件建議14歲以上，但父母觀念不一樣，社會情況不一樣，家庭情況不一樣，還有小孩也不一樣，所以可以參考一些有研究根據的建議，但最終還是要去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我認為沒有絕對標準”。

“根據需求來決定”是陳青文最主要的依據，她的兒子在幼兒園時很少接觸新媒體，但看到別的小朋友有自己的手機就說也想擁有自己的手機，而這個愿望到現在兒子要上中學了也還沒有達成，因為兒子還沒有攜帶手機的需求。進入中學，兒子的有些作業需要用到電腦，學校要求給孩子準備筆記本電腦，于是她買了兒子想要的筆記本電腦，但前提是用于學習，不能裝游戲。“目前剛開學不久，未來還有什么問題，我也是邊走邊看”。

“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有心勝過無心，只要有心，孩子都是感受得到的。我的建議是：因材施教、見招拆招、用心溝通。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用心溝通可以增強感情減少誤會，其實是最事半功倍的方法。”陳青文表示。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 魏其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