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創立個人品牌以前，陳禹想不到他會以這樣的方式和全球當紅嘻哈歌手Kanye West扯上關系。

從美國馬里蘭藝術學院畢業后，陳禹在設計公司Pentagram和Sagmeister&Walsh工作了3年，從平面設計師轉型成為了一名產品設計師，并在紐約與合伙人成立了一個名為Yee Si的品牌，專門設計極簡風格的包。品牌成立兩個多月后，陳禹收到了一封來自Kanye West律師的郵件。在郵件中，對方表示Yee Si和West個人品牌Yeezy的讀音相近，要求陳禹限制使用這個品牌的名稱。(編者注：本案仍在受理當中，而品牌目前也能正常使用這個名字。)

盡管陳禹說，Yee Si是中文“意思”的英文譯法，并非刻意混淆兩個品牌的讀音，“沒想到品牌讀音也存在侵權的法律風險”。

在時尚行業，知識產權是品牌和設計師的核心資產，但很顯然，不少人還未充分了解時尚的相關法律，將自己暴露在侵權和被侵權的風險中。

目前，中國還沒有專門用于規范時尚行業的完整法律體系。即便在美國，時尚相關的法律體系也不算非常完善。直至2015年，紐約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才將時尚法作為一個專業學位推出。在這門專業中，時尚法涵蓋的范圍囊括了服裝從一個設計概念到最終被消費者掛在自家衣柜的全部過程：譬如產品外觀設計專利、商標保護、著作權、不正當競爭、廣告、金融、特許經營、勞工雇傭、定牌加工、國際貿易、消費者保護等。而在中國，時尚法的主要內容是知識產權的相關法律，包括版權、專利和商標法。

如今，跨境電商和自媒體崛起，新品推出的迭代周期縮短，商標在商品跨境售賣的過程中需要考慮不同國家不同框架體系中的法律，這些都給原創品牌帶來了新的挑戰。

在這篇文章里，Vogue Business in China列出了中國原創品牌最關心的幾個問題，并提供解決方案，幫助品牌保護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同時幫它們規避法律風險。

致敬、復刻和抄襲的邊界在哪里？

在時尚行業，設計的邊界本就非常模糊。且不說設計師們很可能同時擁有近似的靈感，服裝藝術性和功能性的重疊，也使得時裝設計難以像一幅畫、一篇文章或者一項技術那樣，被清晰界定抄襲與否，以獲得著作權保護。如果將一件衣服拆分開來，它的商標、印花、布料等元素都是可以被明確定義的圖像和技術，因此可以注冊專利，但它的版型和設計等偏功能性的概念，無法注冊專利。即便設計師為印花上的紋樣注冊了專利，其他人改動一下花色，或略微改變原有的圖案，就變成了另外一種產品。Instagram上的活躍賬號“Diet Prada”堪稱“時尚警察”，經常發布時尚圈中疑似抄襲的產品圖片。

時裝史上不乏設計師們穿越時空，向前輩致敬的設計作品。2017年，美國當代波普藝術家Jeff Koons為路易威登設計的聯名款就是基于對達芬奇、梵高和魯本斯等后印象派藝術家杰作的再創造。而對于抄襲和致敬有獨特看法的Gucci現任設計總監Alessadro Michele在品牌2017年的度假系列里的一些設計上致敬了黑人藝術家Dapper Dan。

時下風頭正勁的格魯吉亞時裝設計師Demna Gvasalia也熱愛借用其他品牌的設計：最經典的例子莫過于他于2017年在Balenciaga時發布的超大藍色手提袋，這個形似宜家購物袋的手提袋售價2145美元(合約14000元)，由此在社交媒體上衍生出不少段子。像Gvasalia一樣惡搞的還有過去曾與清潔劑、麥當勞互動的Moschino。

除了從秀場和其他品牌設計上找靈感，挪用民族文化與設計則是近幾年被討論的爭議話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Dior在2018年度假系列中發布的服裝，其靈感取自墨西哥的一種傳統女子馬術運動。但是，該系列的宣傳活動卻任用了白人明星Jennifer Lawrence，這讓許多墨西哥消費者認為Dior沒有真正尊重他們的本土文化。

致敬、復刻和戲謔模仿、甚至是文化挪用都是全球共同存在的現象，然而它們與侵權之間的界限可能只是一線之隔。凱拓國際律師事務所商標版權律師、兼中國時尚與藝術法研究中心外方主任丁文錦表示，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判定一種時尚設計是否侵權的標準包括該設計是否經過授權，是否與原設計有混淆的可能性等。合理使用(fair use)是對非侵權的抗辯。一種設計是否屬于對原設計的合理使用，在司法實踐中也有諸多標準。以戲謔模仿作品舉例而言，在美國，要看使用的目的是否為非營利，內容是否構成實質上的主要使用以及仿作的轉換價值是否足夠有創意且反過來使原作更受歡迎等。美國的司法實踐中曾認定只要戲謔仿作足夠有創意，其轉換價值夠高，即使具有營利目的，仍可被認定合理使用而非侵權。中國在理論和實踐中沿襲了類似的標準，但對侵權與合理使用的討論仍會隨著市場上越來越多的時尚模仿現象而繼續。

產品被抄襲或仿冒怎么辦？

在全球范圍內，抄襲在時尚設計界似乎形成了一種別樣的“自洽”。過去，頂級時裝屋的設計引領整個行業發展，也會引來中低端品牌跟風。但跟風抄襲的存在也讓大牌設計快速形成潮流，從高端市場傳遞到大眾市場。

不少大牌設計被抄襲后，一般不會訴諸法律解決。因為時尚行業快速迭代，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流程漫長，這使得專為一件商品注冊專利變得不切實際。而如今電商讓品牌推新的速度變得更快——天貓店鋪平均每月會有2-3次上新活動，一項外觀專利的申請到最終獲得需要8、9個月，“很多品牌還沒有拿到外觀專利的申請，時尚就換季了。因此它在維權的時候，無法及時出具保護證據。”丁文錦說。

另外一方面，打擊抄襲或山寨是一項持久的戰役，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與資金。陳禹發現，Yee Si在中國已經有很多模仿者了。Yee Si一只包的平均價格是2000元，而那些模仿者的售價在200元至500元之間不等。但陳禹沒有采取任何打擊措施。他說，“要做版權保護非常難。只有那些大公司有時間和精力去做這件事。而且山寨包的受眾群跟我們的目標人群不會重疊，其實不會對我們的生意造成實際影響。那些買仿品的人甚至不知道有我們這個牌子。”

即便是大品牌，其實也往往只會針對幾款暢銷款商品選擇性打假，“每一個都打擊，執法成本非常高。”丁文錦說。

丁文錦在執業期間，幫助不少西方品牌從事過“打假”的案子，但在她順著線索找到并舉報那些生產仿冒品的工廠后，它們會因為違法而關停一陣子。但是過了不久，又會有新的工廠冒頭，仿冒下一批品牌和商品。

對很多已經成熟的大牌來說，容易導致品牌被仿冒的源頭是代工廠。丁文錦說，“現在國內品牌，包括國外品牌在審計和控制做得并不好”，一些代工廠往往會利用品牌提供的余料或品牌提供的設計來生產仿品。針對這種情況，品牌在生產制版過程中，需要對自己的產品進行保護。譬如加強審計，在代工廠完成生產后，要求原廠返還原料或損毀，不能再用原料進行再生產。

事實上，為了鼓勵原創設計，一些地方政府降低了品牌維權的門檻。2016年，國家知識產權局設立了“中國溫州(服飾)知識產權快速維權中心”。快速維權中心相當于為服裝企業和設計師設立的專利快速通道，將原來長達半年的專利獲批時間縮短至30個工作日，最快的甚至只需1周;使有關外觀設計專利糾紛案件的結案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大幅縮短至1個月左右。目前，全國已有10多家類似的快速維權中心，能提高品牌維權效率。

在電商上，品牌該如何維權？

淘寶一度是假貨泛濫的平臺。在淘寶上，搜索以“大牌原單“、”外貿尾單”為關鍵詞的結果里，你總能看到不少產品名稱被修改得非常隱晦的大牌產品。此外，有數以千計的淘寶店鋪打著“網紅買手”、“原創設計”的旗號賣貨，但店里的服裝款式和大牌似曾相識。

這一點在2017年阿里巴巴倡議成立“大數據打假聯盟”后有所改變。據阿里稱，淘寶和天貓平臺通過圖像識別、數據抓取與交叉分析、數據建模等技術，識別假貨。截至2019年10月，全球共有超過450個品牌通過打假聯盟受到保護，淘寶上的仿品或者原單數量大大減少。

2019年11月，擁有11項紅點設計獎的NUDE衣帽架設計師沈文蛟因熬夜猝死，引發設計圈熱議。他曾在2017年發表《原創已死》，表示NUDE自2014年誕生之日起就被無數人仿冒。僅在淘寶，山寨店鋪最多的時候達到288家之多。在借助法律手段介入，并在阿里巴巴的協助下成功下架制假售假店鋪近百家。

目前，電商平臺不光針對產品本身進行保護，也會為賣家提供圖片維權工具。淘寶賣家秀被盜是很多淘寶店鋪曾面臨、以及正在面臨的問題。過去，圖片被盜或被篡改的賣家一旦向法庭提起版權訴訟，要支付不菲的起訴費用，處理時間也長達30個工作日。如果證據難以采用，賣家很可能最終放棄。如果堅持起訴，也往往過了銷售旺季。

阿里巴巴在2019年宣布為商家推出盜圖維權工具“鵲鑿”，這個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工具提供圖片確權存證、侵權取證和證據核驗等功能，證據符合司法認定標準。淘寶賣家只需要上傳原創圖片，圖片版權信息1秒內就可以登記在鏈。這能有效防止其他平臺商家盜用、侵權。一旦發生糾紛，相關證據的真實性可被法院驗證和認定。

實際上，對品牌來說，真正有效的是品牌力。在中國，商品著作權屬于自愿登記，政府沒有實質審查的過程，因此它的申請過程相對容易不繁瑣。但它的缺點也很明顯，如前文所說，著作權登記不能及時保護原創，如果品牌要為每一件商品登記注冊，也不切實際。

“保護服裝品牌最好用的還是商標，”丁文錦說。商標作為商品識別的標識，可以保護標志、logo、商品名稱以及商業外觀等，譬如Christina Louboutin將紅底鞋這樣的外觀作為品牌標識。也正是一旦產品設計擁有深入人心的識別度，才會真正被視為品牌。

跨境電商的興起、跨境企業合并，以及國內外越來越頻繁的時尚活動給了不少國內品牌出海的機會，但也因此增加了品牌們置身風險的概率。

以中、美兩國為例，在兩個法律框架體系不同的國家中，品牌需要為商品注冊兩遍著作權。在美國，知識產權以使用時間為準，而在中國，則以注冊時間為準。這種法律差異使得New Balance、Muji進入中國后，都遭遇了品牌名稱被搶注的尷尬。

如今，像陳禹一樣在海外成立品牌，或出海的國產品牌越來越多，它們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也需要了解、查詢是否已經有相似商品在本土進行注冊或使用。

品牌力是所有設計師和品牌期望擁有的目標，但當一件產品還未真正形成這股力量時，法律常識是幫助自己的最好武器。“每位設計師都應當有一定的法律概念，明白什么時候應當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而不是呆若木雞等著別人決定自己生活和品牌的前景，”成立Fashion Law這門專業時Susan Scafidi教授這樣說。